头条gtgt四位院士,两个小时,

时间:2018/1/20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佚名

12月22日,一场名为“理想点燃激情,信念引领人生”的访谈讲座在懿德楼二楼报告厅举行,为医学院广大师生带来了一次近距离与多名院士接触的机会。“院士”们是否严肃古板、不苟言笑?No!他们平和亲切、诚恳谦逊、幽默风趣、口才极佳,在台上不时列举出自己的经历和故事,真情流露、毫无保留。两个小时的时间里,现场掌声、欢笑不断,院士们恳切的指引和教诲又让我们记住了这些关键词——责任、坚守与爱。一如樊嘉院士提及的“不要轻言放弃”“把病人当作自己的亲人”,蒋华良院士提及的“做中国老百姓吃得起的好药”“我还年轻、还要继续努力”,黄荷凤院士提及的“‘干一行’的时候也可以‘爱一行’”“一个人要懂感恩、重友情、知礼仪,才能成大器”,以及陈国强院士的总结“为中华崛起而读书”“爱国家、爱社会、爱岗敬业”……寥寥数言、字字珠玑,都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大师的风范、榜样的力量,让人心潮澎湃、斗志昂扬。现在,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当天讲座的全程实录,重新品读那些打动人、感动人的语句——

“男神”医生:樊嘉

他,系统地解析了肝癌复发转移微环境调控分子机制,首创了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多模式综合治疗技术,使合并门静脉癌栓的晚期肝癌由“不可治”变为“部分可治”。近年来,他已成功实施肝移植余例,对于肝癌肝移植进行了系统研究,是我国肝癌肝移植适应证“上海复旦标准”的提出者。他,就是医院院长、外科教授,中国科学院院士:樊嘉。

主持人:您是一位知名的外科专家,在最近的网络评选中也被冠以医务界“男神”之一。相比之下,您更喜欢哪一个称谓?

樊嘉:我最喜欢的还是被叫作“樊医生”,无论是医院里。正如我的老师汤钊猷院士,几十年来,我们也都称呼他“汤医生”或者“汤老师”,而不是喊他“汤院士”或者“汤校长”。

主持人:的确,在我们医务人员心目中,“医生”永远是分量最重的一个词,也是铭记终身的一个词。您在外科学界,特别是在肝癌治疗上有很多的模式创新,也使很多疑难疾病的疗效得到了大幅提高。您能否和我们谈一谈,作为一名普外科医生,对于普外科这样一个历经一两百年、已发展非常成熟的学科,如何去“创新”、在技术上寻求突破?

樊嘉:简单地谈一下我的体会吧。在座的有医学生、有住院医师规培学员,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年轻的医生,以后会面临着不同的专科选择。大家都知道,我们外科医生的主要工作是手术;而现在大部分的内科医生也有手术,比如心内科医生的支架植入、瓣膜置换等介入手术,消化科医生的内镜下肿瘤切除等手术。不过,手术仅仅是一项技术,对于医生而言,仅仅满足于技术还不能很好地解决病人的问题或难题。我现在虽然已经做了近万例肝脏手术、其中包含多例移植手术,但这么多手术仅仅是为这些患者带来了生命的延长,对于部分患者而言治疗效果可能也相当有限。所以我们需要有“创新”的意识。作为外科医生,在手术中会发现一些问题,比如现有的器械、路径、方法等不能够解决患者的病症,这就要求我们探索、创造更多的方法,尝试更多的技术。医院郑民华教授、彭承宏教授在微创手术、机器人手术方面的创新、推广,就使更多病人从中获益,也培养了业内很多的医生。所以,外科医生在日常手术之外要善于思考、要善于从现有的手术中发现问题,从而创新、改良、革新我们的外科技术,使外科学不断进步,造福于更多的病人。

主持人:的确,正如现在的学科发展趋势,“内科外科化、外科微创化”。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,时刻牢记心中的那份创新意识,才是今后走好医学道路最为关键的一点。那您在那么多例手术中,有没有印象最深的一次?

樊嘉:记得在当时做住院医生时,印象更多的是失败;完成的第一个阑尾手术、疝(气)手术是记忆最为深刻的。到了主治医生时,做成第一个胃癌手术,印象也很深。随着我们的成长,就会遇到更困难的、濒临死亡的患者,通过手术将他挽救过来。有一次,一位肝脏移植的患者,在成功完成了移植、进行血液复流时发生了心脏停搏,医务人员马上打开膈肌进行胸内心脏按压,但按压了30分钟、进行了多次电击后还不见成效。之后我们立即探寻心脏停搏的原因:考虑灌注液(UW液)往往是高钾的,多毫升液体一下子进入患者体内,会导致心脏抑制;而且移植过程中要阻断上、下腔静脉,所以患者全身酸碱平衡与电解质也会出现异常。为此我们马上着手纠正、调节。又经过1个小时左右的心脏按压,患者的心律终于复律,后来他也顺利地恢复了。手术至今已过去七八年,患者目前的情况也挺好。他曾是一名空军飞行员,本身身体素质很好,才能耐受那么长时间的心脏按压。这里我想说,作为一名医生,我们在任何时候,不管遇到多难的疾病、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,都不要轻言放弃,一定要坚持下去。

主持人:无论是在救治病人的过程中,还是在行走于医学道路上,我们都需要这样一种永不放弃、坚持到底的精神。那我们也知道,您开展了很多肝移植手术,那目前存活时间最长的已经有多少年了?

樊嘉:我们是在年4月16日实施了第一例肝脏移植,这位患者到现在为止还生活得很好。他当时是肝癌7厘米合并肝硬化、腹水,做过很多治疗。虽然这是我们的第一例移植,但患者完全支持并且愿意,最后手术很成功。他现在是上海“肝友会”的会长,医院的志愿者。

主持人:今天,我们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,他有一些深情的话想对您说,让我们一起请出这位嘉宾——

刘先生:尊敬的樊院士、尊敬的各位同学,我是樊院士的患者。16年前,我由于肝脏疾病,生命垂危,是樊院士的高尚医德和精湛医术,以他为首的肝移植团队挽救了我的生命,使我获得了新生。樊院士的高尚医德深深感染了我。他把我们病人当成自己的亲人。我记得很清楚,有一次开座谈会时,樊院长曾对我说,“你不用谢我们,我们家里也有父母、也有子女、也有兄弟姐妹,我们把你们当作自己的亲人,一切就很自然了。”他的医德很高尚,他的医术也精湛,在接受肝移植手术后,我又回到了工作岗位,一直干到退休。受樊院士爱心的鼓舞和感染,我医院的患者做一些“思想工作”,医院的“绿叶志愿队”。希望同学们以后也成为一名优秀的白衣天使,谢谢!

“坚持”学者:蒋华良

他,系统发展了药物作用靶标发现和药物设计理论,设计了高效探针分子,深入阐明了一系列新靶标的作用机制;他,开发了数个候选新药,目前已进入临床研究或获得临床批件,并实现了技术转化。他,就是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,中国科学院院士:蒋华良。

主持人:您是否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下您自己?

蒋华良:只能用一个词呵?我的特点太多了,所以我想了四个词、八个字:正直、善良、包容、坚持。

主持人:这四个词无关乎于科学研究、无关乎于医学道路,但这四个词关乎于我们做人的根本。做医生也好,做学问也好,最重要的是做人。那我们也知道,您目前已申请了项专利、获得授权专利68项,并有5项成果转让。在座也有不少基础研究方向的研究生,想代他们问问您,怎样把基础研究更好地走向转化医学?

蒋华良:基础研究走向产业转化,的确是比较难的。我所在的单位——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也是经过20年的努力,才摸索出一条从基础研究到技术研发,从而走向产业化的道路。其实很多基础研究成果都能成为“转化医学”,我们药物所与交医院就有很多合作,医院血研所的研究成果,我们就会将其做成药物。实际上,这一点说难也难、说不难也不难,首先你要有一个“胸怀”,就像我们制药人经常说的,要“做中国老百姓吃得起的好药”。既要“吃得起”,又要“好”,必然得从源头上做起。目前我们源头上的创新还有不足。我是从事基础研究,即药物研究的方法学开始着手,过程中向老一辈的制药人学习怎样做药,再把我的方法学与制药结合起来,感觉或许能走得更快一些。这是我个人简单的一点体会。

主持人:有一种说法,我国虽然有很多药,但大部分都是仿制药,作为一名药物科学家,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?

蒋华良:毋庸讳言,基本事实的确如此,但我们中国还是有创制药的。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:“砒霜”(三氧化二砷)就是我们的原创药物;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也同样如此。但目前我们的原创药确实不多,不少原创药目前依然“在路上”,这是我们制药人所面临的一个挑战,也是我们肩负的责任。随着国家的重视、基础研究越来越注重转化,相信五年、十年以后,我们的原创药会越来越多。在以前的困难时期我们都有“砒霜”、青蒿素、二巯基丁二酸等一批药物的诞生,这样的精神要传承下去,立足于本国,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,一定要有“中国策略,中国方案”,才能做出“中国老百姓吃得起的好药”。

主持人:现在我们都说,临床上药品价格虚高,让老百姓“看得起病”需要降低药价。但是原研药在研发过程中有非常多科研成本的投入,如果单纯降低药品价格,一些非常基础的药物就陷入了没有厂家生产的境地。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?

蒋华良:这个问题虽然尖锐,但我几年前就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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